华强北四年封街像是做了一场大梦想

华强北四年封街像是做了一场大梦想

2017年，华强北路拆除了封闭整修四年的挡板。 从街口步入的人，都绕不开“中国电子第一街”的招牌。 只是大众还是习惯称它为“山寨之都”、电子行业的“莆田人家”。 流传的故事大多还是假手机和一夜暴富的草根。

华强北街道的业务员从不低估自己：“我以后也想当老板，你知道华强北潮汕人多，我们潮汕人可不想给别人打工。”

手机批发商郑彦彪也是潮汕人。 大约十年后，他还在华强北的店里。 下午三点多，对面的店铺还被黄色的卷闸门挡着，好像没人在等谁，也不会有人来。 商店的日子将结束。

华强北的手机市场正在崩盘，很多人的财富也随之流失。

郑彦彪告诉澎湃新闻，他觉得华强北的转型是为了巩固在电子行业的龙头地位，但四年的封街似乎是一场大梦。 一觉醒来，这个时代变了。

2017年6月，华强北经典的“一日”从下午开始。 铁皮拖车的四个轮子磨过水泥地面，当当当当当当，华强北的天色渐渐苏醒。 商场里撕胶带的声音渐渐响起，价值数十万元的电子产品或元器件被装进棕色纸箱，堆在拖车上，堆到半人高。 这些无处不在的铁皮拖车拖过崭新的步行街和主街后依然脏兮兮的小巷，在仓库、商场、停车场、商铺之间铺开一条流动的毛细管，兼作办公和居家的住宅楼。 网络。

华强北随处可见的铁皮拖车。澎湃新闻记者 姜晨跃 图

这个萎缩的血管网曾经是大动脉，行人和车辆都被堵成一团。 1998年，华强北由厂区转型为商业街。 电子产品的销售开始只是星星之火，但很快就变成了熊熊烈火。 那时候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还没有诞生，还没有人用淘宝，实体店还没有被线上销售碾压。 华强北以一米柜台后面的潮汕大佬出名。 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了身价千万的大老板，也有的把自己变成了亿万富翁。

改革开放之初，曾宇“以为经济特区会赚钱”来到深圳。 第一次来华强北，还是人烟稀少的乡下，工厂和仓库寥寥无几，一片黄土，街上也没有十几个人。

在那块黄土上，华强北奠定了电子产业区的初步基础。 1979年，粤北兵工厂迁至深圳，取名华强，取“中国强”之意。 厂区附近的一条路以公司的名字命名为华​​强路。 深圳获批特区后，国家工信部与深圳合作发展电子产业，电子产业区逐渐走红。 随后的三十年，华强北发展了最完整的电子元器件产业链。 2008年，中国电子商会授予华强北“中国电子第一街”称号。

然而，手机市场的异军突起，垄断了风头，华强北的手机销量名扬全国乃至全球。 无数国产或山寨手机品牌在这里诞生，一支号称技术“称霸”的电子大军崛起。 山寨机花样百出，华强北成了电子行业的“莆田系”。

工信部数据显示，广东是全球手机生产第一大国。 2016年全年，中国手机产量超过21亿部，广东几乎占一半，高达9.6亿部。 而广东电子则放眼深圳。

但曾宇现在住在华强北，但因为店铺还没有过期，他告诉澎湃新闻，他是工厂供应商，很多找他拿货的商家都关门了。 看不到未来，“没有底，不知道是好是坏”。

2013年华强北大街封闭改造，规划发展成为以区域性电子专业市场为代表的国际物流中心、多元混合型城市商业中心、高新技术研发中心、综合综合体等功能作为商务办公和住宅。 性区。

这不是一个没有痛苦的转变。 曾宇回忆，刚到深圳时，有朋友告诉他：“来深圳发财很容易，但来​​深圳生存却相当困难。”

华强北手机市场由盛转衰。澎湃新闻记者 姜晨跃 图

1999年：每个中国人都将拥有一部手机

来自汕头的洪琴见证了华强北手机辉煌的开端。 2000年初，他向澎湃新闻描述，“可以说，进入这个行业的人都能赚钱”。

1999年，诺基亚没死，塞班系统大行其道，诺基亚3310功能机发布。 后来，人们称之为“长生不老”。

那一年，洪沁去华强北卖手机。 他才十几岁，周围都是华强北第一批手机淘金者。 他还能背出当时深圳最著名的五个手机品牌：摩托罗拉、诺基亚、三星、西门子、爱立信。

1999年，国内手机约70万部，全球销售手机2.8亿部。

但秦洪坚信，未来13亿中国人，人人都会有手机。

诺基亚3310.视觉中国资料图

华强北的十年市场，他赌对了。 诺基亚 3310 在上市前的五年内共售出 1.36 亿部。 它在手机史上是有名的，因为它在跌落数千次后仍然可以开机。 属于王者荣耀和愤怒的小鸟的智能手机时代还没有开始。 最经典的手机游戏是贪吃蛇——人们热衷于在小屏幕上控制一条小蛇吞下方块色块。 时间越长，它最终会触及屏幕边缘或咬住尾巴而死。

1998年，由于工业成本上升，华强北完成了对商业街的第一次改造——电子厂迁出，工厂时期的几个仓库改造为商铺出租。 深圳是离香港最近的港口，对中国开放贸易。 它是第一个经济特区，最先在深圳出现了成熟的手机市场。

那时候做手机零售，只能在华强北找批发商。 因为1999年还没有中国人用淘宝，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还没有成立。

由于大陆没有销售系统，零售商必须到深圳拿货。 洪勤记得，上海、北京、太原、石家庄、重庆、济南……从大城市到二三线省会城市，都是从深圳向当地零售商发货。 华强北几乎占据了手机的供货渠道，而每一代新手机推出后，第一站必然是到华强北配货，从而影响全国市场。

华强北电子产品市场庞大，物流繁忙，快递半夜还在接单。澎湃新闻记者 姜晨跃 图

那时，华强北经典的“一天”是从早上九点开始的。 9点30分，店铺一开门，满街都是操着全国各地口音的商户。 “如果挤不进一个拿货，因为太忙，就挤第二个、第三个，最后找一个可以好好聊聊、好好合作的。以后拿货从这个。”

洪钦和他的团队在忙碌的时候，“谁也不能闲着，忙着也没有饭吃”。 国内外客户前来市场查看价格和新型号。 新产品就是新卖点。 一家手机店需要雇用60名销售人员，三班倒，从早上9:00销售到凌晨2:00，全国各地的零售商都在排队付款，然后等待手机发货。

洪钦说，那时候批发商甚至可以控制某款手机的价格，因为只有少数几家店在卖一个型号。 如果客户反映拿不到货，可以派几个人去查货量。 如果他们想要 100 个单位，他们只能给 50 个单位，这样他们就可以估计有多少单位的库存。 一旦货源紧张，价格就可以控制和抬高，少数企业就可以垄断市场。

一米柜台走出亿万富翁的神话不断上演。 华强北的租金正在上涨。 一间店面2万到3万元就可以租到，而一间店面则需要几十万到上百万元才能“喝茶”。 “不过拿下来，肯定有机会，赚到钱的。” 一个月卖几千台的快钱让人还在抢店，华强北“一店难求”。

洪钦记得当时花钱如流水。 2000年，他请客户去夜店、吃夜宵，每次都花费数千元。 如果你能花钱，你就能赚钱。 只要客户喜欢来深圳，生意就会一直存在。”

所以外国人去深圳一定要去三个地方：世界之窗、罗湖口岸东门服装市场、华强北。

向华强北开了一枪

继手机交易之后，华强北整个电子产业链掀起了一股山寨手机的热潮。 在洪沁的记忆中，2003年到2008年这段时间，是华强北山寨手机风头正盛的时期。

2003年，台湾联发科公司突破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公司垄断的芯片技术，推出第一款单芯片手机解决方案，搭载通讯基带、蓝牙、摄像头等模块。 华强北恰好拥有从电子元器件到模具厂最完整的产业链。 组装一部成品手机仅需数周时间，成本低至数百元。

华强北兴起了无数山寨品牌。 时至今日，洪沁依然更喜欢被称为“国产品牌”。

那时候的功能机太单一了，无非是诺基亚的多变彩色后盖，从翻盖机到滑盖机，配备卡尔蔡司镜头，“但对于年轻人的心态来说还不够，品牌功能手机很贵。”

华强北手机卖场。澎湃新闻记者 蒋晨跃 图

洪沁记得，年轻人更喜欢个性十足的山寨手机，三卡三待，造型酷炫。 无数国产手机品牌在华强北的崛起，并不是靠研发能力，而是在现有手机基础上的升级。 “可能有专门改造手机的团队，但品牌不一样。 那个时候在华强北，你出什么东西，我很快就比你好。 在我上市之前，我必须比你做得更好。”

一款新手机一上市，其他厂商拿到系统稍作修改，贴上自己的商标，投入很少就进入战场，以微弱的优势竞争。 洪沁记得，那时候各种品牌“互相追逐”，干的人太多，产品打起价格战，山寨机质量越来越差。

高仿机也很受欢迎。 郑妍打上苹果手机热度后，还没等新机发布，盒装包装和高仿品就已经全部出现在华强北，等待上市。

上市后，华强北几乎没有山寨手机市场。 “从那以后，好像大家都偏向名牌机了，手里拿着山寨机，我觉得很丢人。”

市场风向一夜变。 商家还没有适应市场，库存的数万部手机成了亏损源——只能烂在仓库里。 成本是500元一个，要卖到700-800元才能盈利，但是市场迭代太快了，500元一个没有人要。 元，400元发货。”

然而，国外市场可能无法销售库存的假手机。 “跑步也逐渐出现了，国外那些‘鬼’（老外）做的不好，都学会了跑步。”

手机批发兴起之初，零售商先付款，然后排队取货。 后来形势逆转，厂家只好先发货，再排队收款。 洪琴的几个朋友开的工厂有几百人，第一年就赚了几千万。 “他们失去了一切。 有些人的钱拿不回来，慢慢地，他们被拖死了。”

当冬天真的来临时，深圳也决定自断手腕，主动毁掉这个山寨王国。 2011年，华强北路曼哈数码广场东侧一栋居民楼18层内抛出近千部假冒苹果、诺基亚手机。 路上停着的汽车，人行道上的铝合金栏杆，全都被砸出洞口，留下一大堆红色的碎片。 那是当地警方打击假冒手机的时候。 假冒手机生产者躲藏在居民楼内，反锁房门，摔下手机销毁证据。

假冒手机贩子从楼上砸手机并销毁证据。深圳电视城频道截图

更多的华强北商人在山寨机的浮躁时代攫取了大量财富，并习惯于每天挥霍自己的收入。 然而，寒冬到来后，一批五金厂商跑路，一批五金厂商停产倒闭。

在华强北倒闭萧条的几年里，珠三角的代工手机厂也经历了生死存亡。

其中，2015年底，东莞手机代工厂兆信通信资金链断裂，董事长高敏在深圳自杀。 国内手机库存超亿，但行情持续下滑，价格不断突破底线，大量代工厂倒闭。

高敏在最后一封信的结尾留下了一句话：“兄弟们，对不起，你们必须站起来。”

移动帝国崩溃

1999年，秦洪第一次在华强北卖手机，马云在杭州创立了阿里巴巴集团。 命运既是恩赐，又是危机。

2010年后，线上手机销量逐渐扩大，价格透明化，迫使线下手机价格暴跌。 2014年，京东、阿里巴巴相继赴美上市。 手机在线销售在把市场价格压到最低的情况下抢走了华强北的市场，这对华强北的手机销售是致命的打击。

洪琴的一位客户在东莞有十几家门店，分布在每个城镇的工业区旁边。 以前，下班后厂里人山人海，工人们来买手机换手机。 但是现在，那些实体店都关门了。

郑彦彪在智能手机兴起之际进入华强北，可惜没过几年，销售就转向了互联网。 他下午3：00来开摊接单送货，晚上7：00早早回家，里面有工作几年，素未谋面的老顾客。 微信群价格变化一目了然，而苹果手机的固定型号也很少，客户已经没有试机的习惯。

阿里巴巴试图让郑彦彪在淘宝上卖手机，郑彦彪发现网上的价格比他拿到的出厂价还低。 一部手机赚5块钱，只卖500部就回本了。 “可是你投资500部手机需要多少钱？”

郑彦彪的同事圈里流行了一句话：“冒卖白粉的风险，投资卖珠宝的租金，赚卖白菜的利润。”

假冒手机的利润更高，所以一些摊位把假冒手机放在了主要的促销位置。 然而，华强北以山寨之都为耻，经常验货打假。 明通手机城整个市场曾经被山寨手机占据，现在主要是卖手机配件。

华强路得名至今已近四十年。 2016年，深圳GDP达到1.96万亿元，仅次于北京、上海、广州，人均GDP居全国第一，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60%。 山寨资本成为华强北希望洗刷的耻辱，华强北开始为自己规划未来的硬件创业天堂。

谁赚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十年时间，郑彦彪算过，人工成本从每人600元涨到2000-3000元，而福田区的房租一直比较便宜，因为收入落后于其他地区，空置率高。 同时挣的钱也没有以前多了，很多人都做不到。

华强北租住的铺位。澎湃新闻记者 姜晨跃 图

郑彦彪觉得，华强北开门之后，必须要发展正规军，重塑品牌，否则就活不下去了。 市场在萎缩，风险很高。 只有拥有核心产品和定价权，我们才能生存。

洪钦已经转型为商业投资。 他觉得卖手机可以很快赚钱，但是他太累了。 他把一个年轻人的整个世界都围在了店里：“从早到晚，我都待在这个地方，没有时间出去，毕竟那时候还年轻，希望可以去出去。”

秦洪在华强北生意红火的时候，投资开了不少店。 一次交了好几万元的房租，生意没有起色，他损失了20万元。 他觉得没有缘分。

“算了，或许人家挣钱，就是缘分吧。” 他手里握着现金流，却不敢投资不熟悉的领域。 他做手机的时候，投资房地产就跟投资店铺很像。 洪琴渐渐发现，商铺有限，只有房产，再多的钱也投入不了。

2011年以后，秦洪身边的第一批淘金者退出华强北，转战餐饮、金融、地产，研发其他产品。

2013年，华强北宣布封路改造。 昔日的诺基亚帝国分崩离析，被微软收购，然后转卖。

2017年，华强北封街重开，诺基亚宣布重现1999年的3310机型。秦洪在诺基亚工作了十年，他为此兴奋不已，但他知道，世界正在改变，”现在的市场跟以前不一样了。”

在这个山寨王国的兴衰之间，华强北不再是全国为数不多的手机分销渠道之一，只剩下一个庞大的二手翻新机市场在暗中运转。 深圳不再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开放和快速发展的城市之一。 城市和市场从不等待退一步的参与者。

曾宇在困难面前依然笑嘻嘻。 他说他来这里的时候是个农民。 “前途不明朗，不知道什么时候活不下去，就去美国要饭。”

– 结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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